“行使所有权意思自治”与“居住生存权”冲突的价值平衡/张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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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哪一种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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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研究的案件】

刘某某居住的房屋系其父亲早年分配的公有住房，刘某于1990年居住讼争房屋，刘某的女儿一出生就住在此房，一家人持续居住至今，户籍也在此房，本市内没有其他住房，无固定收入，无力购置房产。2012年3月，刘某的继母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一家人腾房，刘某不同意，自己认为涉案房屋房改时出资购买，虽然产权登记在刘某继母的名下，但刘某享有法定权利。
　一审法院审理后以“刘某未提交充分证据”为由判决限期腾房，刘某及未成年女儿提出上诉，认为（2012）民初字第10446号民事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裁判结果违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三）项规定撤销改判，被上诉人的腾房主张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予驳回。
　
　李某一家现居住的西城区房屋，原系区政府的直管公房，是拆迁胡同危改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政府对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与李某的父亲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第二条明确李某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此房建成后李某与李父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李某出资五万多元以李父名义回购了此房。
　2010年1月20日，李某之母去世，李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李某相应的继承份额。
　2012年4月李某的继父起诉李某，要求返还原物，搬出房屋，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及其未成年女儿于判决生效后四十天内搬出房屋。

【该不该腾房的法理辩析】

　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但并未规定的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未将共同居住人的居住行为列为对所有权人的侵害情形。在此情况下，很难通过逻辑三段论的推理，直接推断出所有权人有权让同住人腾房。此类案件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自由是否不受任何限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权的绝对性问题。
　遇到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意思自治”与“居住权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法官在裁判时通过价值判断予以确定该保护那一方的利益，如果仅从保护物权的绝对性出发，可能课以居住人更大的风险，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反之，如果从保护共居人的角度出发，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如何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要在价值取向上做出取舍，如果要保护某种利益，则可能使另一种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优先保护某种利益，将会使另一利益受到影响和损害，这种取舍就涉及到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权高于使用权为由，就直接得出腾房的结论，价值判断是司法艺术的体现，司法者适用法律，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操作，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性活动。简单地根据产权登记情况确定房产的归属，不必考虑共同人是否有房居住的问题，这种做法看起来于法有据，但结果可能造成对共居人的不公，之所以会出现对共居人的不公问题，就是因为法官简单地根据登记来确权，并没有考虑对共居人利益的保护。
　一件争议进入诉讼，审判者首先要确定的是争议案件究竟涉及哪些利益？针对这些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确定不同的利益衡量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兼顾，对一方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对违法一方利益的剥夺。在利益衡量中，法官常常要考虑相对的是何种利益？何种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何种利益应当受到损失？哪些利益应当得到兼顾？应该优先保护哪种利益？将哪种利益放在后面考虑？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实际上都是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实现公正的裁判结果。
　法律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对自由作出限制，以实现公平、财产安全和人生安全的保护。在许多情况下，人生安全的保护被置于最高位阶，为了对其保护可以牺牲其他利益，对财产的保护很多情况下要屈从于对人身安全利益的保护，强调立法中应当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身利益优先保护，是因为人身利益是基本人权，人获得财产是为了实现人身价值，人身利益应当优先于财产利益得到保护，否则对财产利益的保护就失去了意义，财产是手段，而人身是目的，是根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将个人的福祉和尊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而非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以人为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法治社会应当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基于房改房政策确定同住人权益】

　　　公有住房对象源于国务院关于房改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是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一审法院依照产权所有人的意愿裁判已购公有住房腾房，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出现登记人擅自出售或拒绝同住人居住，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这是违背基本人权原则的，极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上述案件一审裁判展示的司法价值理念根本错误，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第78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88条；《物权法》第93条、第95条、第103条、第104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已购公有住房的产权人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同住人虽未被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但此房实际上已经成为其家人的保障性住房，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本案主要考查产权人是否有权随意责令同住人腾房的问题，并非不加区分地以具备搬迁条件就必须搬离。同住人对涉案房屋有权占有，并未构成对产权人权属的妨害，根据1991年版拆迁条例第30条，《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7条1款、第28条规定，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人予以安置，可以按照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状况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当时的法规规定了房屋使用人不仅是被拆迁人，从当年拆迁安置面积增加充分说明房屋的安置与房屋使用人具有密切联系。
　　　因为家庭成员的变化或其他原因发生纠纷，搬离房屋或在北京让他们另行解决居住问题，已经不是同住人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国家有关拆迁安置法律法规的本意，不符合情理。

【法律是“善”和“平衡”的艺术】
　
　上述两个判决主要从《物权法》角度考虑，保护了所有人行使产权的自由。依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制保护，这样的法理规定本身没有错误。但现在的问题是，当物权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原则进行裁判，而不是机械僵化地适用法律。
　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没有受到概念法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影响裁判行为，有些裁判者常常有着摆脱法律的冲动，不想受法律的约束，任意违背法律条文和精神进行法律适用。当下，要保证严格执法实现公平正义，法官不能随意超越法律，应当尽可能发现立法者作出的利益衡量。
　类似上述案件的情况，主要涉及到民法规范的适用，我们说，了解民法，不仅要了解民法规范，还要了解规范背后的价值体系；适用法律不仅适用法律条文，还要适用法律背后的价值标准；认识民法体系，不仅应当认识民法的外在体系，即规范体系本身，还应当深透了解民法的内在体系，它是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实质联系。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为合同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行使自由等。传统民法中大有“重财轻人”的倾向，但是，现代民法中“意思自治”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物权行使自由”与“生命健康权、居住生存权”发生冲突时，常常表现出优先保护生命健康权及居住生存权的趋势。
　世界许多国家法律都禁止处分生命健康权，禁止从事有损于人格尊严的处分行为，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为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居住的权利是指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私法领域内，在物权法上居住权有其特定含义，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涉案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所有权人可以享受所有权，但其行使权能的自由受到限制，不应剥夺同住人在此居住的权利，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立法者确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价值判断就是以某一选定标准衡量人、事件和状态等，价值判断是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判断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利益，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法的价值就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所体现的、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和属性，通常指某一特定客体对特定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法律规范中充满了价值判断，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以实现特定的价值为目的，并对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作出评价。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以特定价值作为标准去裁判争议个案，运用特定的价值观念认定事实、选择与解释法律，并最终作出裁判过程。价值判断大多属于应然判断，强调法律规范应追求怎样的目标，要求判断者秉持妥当的价值立场去解决诉争利益。
　正确的价值判断会使裁判活动导向正确的方向，而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可能使裁判结果偏离公正的方向，出现所谓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公的局面，不少判决从表面上看，对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裁判依据也是充分的，但其结论却明显有悖于人们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价值判断错误造成的。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法律规范的缺失，或者面临多种可适用法律规范可供选择，此时，法官应当发挥价值判断能力，寻找适用案件的裁判规则，正确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保证裁判结论公正的重要因素，价值取向不同，法官面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在离婚案件中，如果秉持优先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价值取向，则可能要优先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即使房产登记在男方的名下，如果女方在离婚后无房可住，那么法官也要考虑保护女方的居住权。在很多情况下，案件的事实本身是很清晰的，而法律确立的规则也是非常清晰的，甚至没有给裁判者留下过大的解释空间，裁判者进行价值判断，不应当以直觉或简单的经验为基础，应当以法律理由为基础，这是法治作为理由之治的要求。许多裁判者在判决中往往运用正义、公平、平等原则直接得出裁判结论，毫无疑问，这些价值都应当是裁判者追求的，但是，正义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在个案中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正义价值的关系如何，这些都需要裁判者说理论证，即便有个别法官不赞成立法者在该条所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直接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对案件争议予以裁判。
　严格的说，在民法上价值冲突是不存在的，因为立法者对于价值冲突已经做了选择，所以不需要司法者再次对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冲突进行选择。在产权人要求同住人腾房的案件中，就涉及到价值选择问题，一方面是个人行使所有权自由意志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居住权的保障，就财产利益而言，面临如何确定和选择的问题。
　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每一种价值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而利益的冲突直接表现为价值冲突，立法者对利益纷争的态度，蕴含着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追求，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比较抽象，通过价值判断，用外化的利益衡量就会更为具体，在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裁判者应当发现价值背后隐藏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寻找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
　“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定，就是在所有权与居住权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租赁期限内，房屋出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受让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9条第二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剥夺承租人为其亲友提供住宿的权利，有关合同必须尊重承租人的家庭生活权利，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同居者的生存利益，合同法第234条规定的保护对象更宽泛，不限于配偶或者同居者，而且包括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生活发展迅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发生各种急剧变化，尤其是正处在转型期阶段，要求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面对各利复杂案件，应当努力通过价值判断来回应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价值判断产生于利益冲突，法官所做的就是对冲突利益背后的价值取向作出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因此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和法律适用者所要从事的就是在冲突的价值中作出妥当选择，例如《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反映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确认了交易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原财产权人的利益，再如《物权法》中相邻关系制度也是协调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价值判断的规则，不动产一方应当顾及另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漠视他人的利益，这也体现了法律在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作出了选择。
　公平正义是法律上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一切法律追求的价值，是法律的精髓和灵魂，我国实现公平正义不仅是所有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而且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正义体现了某种秩序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普适性秩序的需要，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必然以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任何具体的法律秩序都是立法者肯定的通过规范落实和巩固的价值秩序为基础，裁判者不能依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立法者通常在立法时都要作价值判断，协调利益冲突。法官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应当充分考虑价值位阶规则，在具体个案中，不能从这些规则出发机械地运用，要结合个案的具体场景来确定，就个案来说，其涉及的价值冲突可能并非仅仅是单纯的两种价值的冲突，可能是数个价值之间复杂的冲突，价值判断的核心是对冲突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衡量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在利益衡量中对各种具体类型的利益轻重比例权衡，依照特定价值取向作出，在具体的个案中，有时无法确定冲突价值之间的优先顺序，或者按照通常理解的优先顺位处理案件不合理，这种情况下就不宜采取价值位阶的方式来解决个案，应将价值还原为利益，通过具体的利益衡量来决定如何进行裁判。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因每一个裁判者的经验、判断方式、方法等因素不完全相同，将滋长产权人无条件赶撵共同人等不良风气。
　本案还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优先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民法都确认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规则，即便是为了保护物权，也不能牺牲未成年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的利益位阶甚至可以高于物权或交易安全。价值判断就是要依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确定应当受到保护或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价值判断旨在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妥当的判断依据。
　简单的司法三段论难以实现裁判的公平正义，司法裁判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只是按照形式逻辑进行法律适用，而不进行价值判断，则必然导致机械司法，难以真正实现法律的体现的公平正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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