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4月14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森林防火组织
第三章 森林火灾的预防
第四章 用火管理
第五章 森林火灾的扑救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林业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境内森林、林木和林地的火灾预防和扑救。城市街道绿化和园林绿地的树木除外。
第三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要支持森林防火的科学研究，推广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科学防火灭火能力。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森林防火工作列为重要任务，实行统一领导、综合防治。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第五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和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单位领导负责制。
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和村民委员会主任，每年都要与其上一级签定森林防火责任状，明确森林防火责任。
林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森林防火包保责任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武装森林警察部队、林业公安队伍和航空护林站的领导和建设，提高森林防火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及个人森林、林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应完善森林防火设施、设备，增强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适当安排一定的森林防火经费。
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国有林场每年要在育林基金中安排不低于3％的森林防火经费。
集体林场每年要在集体林收入中安排不低于2％的森林防火经费。
第八条 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应当参加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的森林防火灭火各项活动，承担森林防火责任，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第九条 对森林防火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每年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表彰奖励一次；市（州）人民政府每二年表彰奖励一次；省人民政府每三年表彰奖励一次。

第二章 森林防火组织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森林防火指挥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负责本行政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森林防火指挥部由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和当地驻军领导组成。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设总指挥、副总指挥。
县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办公室设在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森林防火工作，其专职干部纳入林业公安管理。

乡（镇）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由乡（镇）林业工作站承担。
第十一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加强森林防火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建立通讯网络。设有固定装置的森林防火专用车，按特种车辆管理，免征养路费。
第十二条 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负责本系统、本单位、本经营区的森林防火工作。
国有林场、集体林场及林区其他各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应设立森林防火委员会，负责本经营区、责任区的森林防火工作。
林区的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立森林防火领导小组，负责本行政区的森林防火工作，并负责组织群众联防。
第十三条 市（州）、县（市、区）、乡（镇）行政区交界的林区，以及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交界的林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确定联防单位，协调建立联防组织，划定联防区域，建立联防制度，明确责任和任务。

省际间的森林防火联防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或按双方协议执行。
第十四条 重点林区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国有林场要建立专业扑火队，扑火队员，从现有林业职工中选配。
林区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及非林区的有林单位，要建立群众性的森林扑火队。
第十五条 林区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在林区设立森林防火检查站。
森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人员，有权依据本条例规定，对入山的车辆和人员进行防火检查，有权扣留不准携带的火种，有权制止无证人员入山，任何人不得拒绝检查。
森林防火检查人员执行职务时，须出示证件并佩戴明显标志，文明执法。
第十六条 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经营单位，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护林员要加强对森林的巡护，管理野外用火，及时报告火情，协助有关机关查处森林火灾案件。

第三章 森林火灾的预防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新闻、宣传等有关单位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森林防火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搞好森林防火工作的自觉性。林区道路两侧、林缘、村屯附近，要设立永久性森林防火标语牌。
第十八条 每年3月1日至6月15日和9月1日至11月30日为全省森林防火期；每年4月20日至5月31日和9月25日至10月31日为全省森林防火戒严期。进入森林防火期之前，由省人民政府发布森林防火命令。
市（州）人民政府，根据本地森林防火需要，可以适当变更森林防火期或戒严期。变更森林防火期或戒严期的，应报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 森林防火期内，气象部门应当适时向森林防火指挥部通报森林火险监测情况和森林火险天气预报；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宣传单位，要及时发布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和火警天气预报。
第二十条 森林防火期内，遇有三级以上火险天气，林区乡（镇）、村、屯，国有林场、林业工作站以及其他单位应悬挂防火旗。
第二十一条 森林防火期内，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必须指定专人昼夜值班，及时、准确掌握火情，制订扑救森林火灾预案。
森林防火了望台的执勤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加强了望，及时发现和测定火场，立即报告火情。
第二十二条 森林防火期内，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应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消除或限期消除，不得拖延或拒绝。
第二十三条 森林防火期内，公安机关要配合森林防火指挥部对森林防火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发生森林火灾，应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火场调查，及时查明火因，依法查处肇事者。
第二十四条 武装森林警察部队是森林防火灭火的专业武装力量。省武装森林警察总队应当按照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部署在重点林区和重点火险区配备武装森林警察部队，并划定其责任区域。武装森林警察部队在执行扑救重大火灾等任务时，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调动警力。
第二十五条 森林防火期内，航空护林站应当加强空中巡护，及时发现火情，报告火警，完成机降灭火任务。
第二十六条 森林防火期内，对中俄、中朝边境的林区和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由市（州）人民政府发布封山防火命令，实行封山防火。
国家、省、市（州）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火险区实行封山（封林）防火。封山（封林）防火命令，由作出决定的政府发布。
封山（封林）防火区，只准森林防火巡护人员进入，其他人员除本条例已有明确规定者外，一律不得进入。
第二十七条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林区的人员，必须到该林区县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或其授权单位办理进入林区证明。
在林区从事林副业生产人员，必须持所在地村民（居民）委员会介绍信，向入山所在地国有林场或林业工作站申请入山证，并在国有林场或林业工作站限定的区域内活动。
当地群众在本行政村范围内的森林进行林副业生产的，经村民（居民）委员会或附近森林防火检查站审查登记后，方可入山。
第二十八条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人员，必须到该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理入区证，并须在限定的旅游区内活动。进入其他林区的旅游人员，必须到该区所在地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或其授权单位办理入山证。否则，不得进入。
森林防火期内，入山旅游人员应当接受必要的森林防火教育，遵守森林防火规定。
第二十九条 森林防火期内，各有关单位、村民委员会、森林防火组织，要对聋哑人员、痴呆傻人员、精神病患者和未成年人落实管护责任，防止其野外弄火。对放牧人员、野外作业人员，应落实森林防火包保责任。
第三十条 森林防火期内，重点林区的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组织林业、公安部门和森林警察部队对林区进行清查。发现无证进入的人员，一律清出林区。
第三十一条 在中俄、中朝边界中方一侧林缘和其他林区内的工矿企业、仓库、部队营房、重要设施、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的周围，要由有关单位开设防火隔离带。
开发新林区和营造面积较大的人工林，必须制定森林防火规划，并与开发新林区和营造大面积人工林同步实施。
第三十二条 架设在林区的输电线路（含农电），其主管部门应当经常维护检修，防止引起森林火灾。
森林防火期内，通过重点林区的国铁和森铁，要落实森林防火责任，机车应在指定的车站清炉，防止运行中漏火或火车运行中闸瓦脱落引起火灾。
第三十三条 军事禁区内的森林，其森林防火工作由禁区的驻军负责，并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检查指导。
第三十四条 任何人不得移动、破坏森林防火设施和标志。

第四章 用火管理
第三十五条 森林防火期内，在林区严禁下列用火：
（一）野外吸烟；
（二）上坟烧纸、烧香等；
（三）夜间走路使用火把；
（四）野外取暖、野炊；
（五）火车、汽车的司乘人员和乘客向车外抛扔烟头等火种；
（六）其他野外非生产用火。
第三十六条 森林防火期内，确需野外生产用火的单位，须在用火前三天，向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单位提出用火申请，经审查批准后，领取野外生产用火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已领取野外生产用火许可证的单位，在用火时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否则，不准用火。
（一）开好防火隔离带；
（二）组织好扑火人力；
（三）准备好扑火工具；
（四）风力在三级以下；
（五）指定的用火负责人在场；
（六）用火后有人看守，熄灭余火。
第三十八条 森林防火期内，部队因特殊需要，必须在林区进行实弹射击、爆破训炼、勘察、施工等活动的，需持师级以上机关批准的证件，向当地市（州）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单位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九条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一律禁止野外用火。

第五章 森林火灾的扑救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火灾必须立即扑救，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
第四十一条 当地人民政府或森林防火指挥部接到火灾报告后，必须立即下达扑火命令，组织人员进行扑救，并向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但不得动员十六岁以下儿童和学生及老、弱、病、残、孕妇人员参加扑火。
第四十二条 凡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扑救，不得拒绝或拖延。
第四十三条 森林火灾扑灭后，要留足人力看守和清理火场，防止死灰复燃。经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派人检验合格后，方准撤离。
森林火灾的调查和统计工作，按国家规定执行。对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必须如实上报，不准弄虚作假或隐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按有关规定对火场面积进行核查。
第四十四条 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死亡人员的医疗、抚恤费用等，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拒绝检查的，处以30元至100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擅离职守或漏报火情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拒绝或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对单位或个体业户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对个人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擅自进入封山（封林）区的，每人处以50元至100元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未办理进入林区证明或未持有入山证而入山的，处以100元至200元罚款，从事林副业生产的，没收林副产品；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持有入山（区）证而入山（区）的，每人处以10元至50元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对拒不落实管护责任或包保责任的，处以责任人50元至100元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移动、破坏森林防火设施、标志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处以损失额的一至三倍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各项规定之一，尚未引起火灾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十）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对未经批准擅自用火尚未引起火灾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对虽经批准但不符合用火条件用火，尚未引起火灾的，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进行实弹射击、爆破训炼、勘察、施工等活动的，处以2000元至5000元罚款；
（十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在森林防火戒严期野外用火，尚未引起火灾的，对个人处以100元至1000元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
（十三）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不服从扑火命令、不听从指挥或延误扑火时机的，对个人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
（十四）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如实上报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的，由本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对其主要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对本条（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项行为中的公职人员，除按规定罚款外，应视情节轻重，由县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对其行为人提出行政处分建议，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其限期更新造林，赔偿损失，并处以损失额的一至三倍罚款。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执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林区，系指森林覆盖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县（市、区），有的县（市、区）森林覆盖率虽然不足百分之三十，但人工林面积大，或部分乡（镇）现有林木较多，亦应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所称的“国有林场”，含国有林业局所属的林场。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去省内有关规定与本条例相抵触的，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1995年4月14日
析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黄奕新


一、案情
1999年9月29日，A房地产公司与B房地产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约定联合开发某房地产项目，A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并负责办理工程前期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居民安置、清除地面地下障碍等，使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负责办理合作开发手续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B公司负责前期费用外的全部资金投入。合同约定利益分配方案：即部分住宅及全部店面归A公司支配享受，部分住宅归B公司享受。B公司享受的住宅按每平方米800元价格结算，B公司交纳税金后，余款作为投资利润归B公司所有，但若平均售价超过1000元时，超过部分双方各享一半。工程竣工后，A公司还应补贴B公司工程管理费用等各种税费及前期所受损失。合同还约定结算和担保条款：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A公司应付清B公司应收的结算款。A公司还将本归其享有的部分店面抵押给B公司(后有进行登记，但讼争店面不在抵押范围)。
合同签订后，合作开发项目没有办理合建审批，A公司仍以自己名义办理用地批复、项目立项批复、建设用地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及预售许可等手续，土地使用权也仍在A公司名下。对外发包工程，有的以A公司单独名义、有的以B公司和A公司共同名义与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施工合同。B公司有向其他部分购房户收取了水电增容费等费用。B公司还和A公司就安置补贴款共同向部分产权主发出通知书。因A公司缺乏资金，B公司为其垫付了部分本约由其出资的前期工程费等款项，A公司还挪用了由B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的部分押金款。双方曾因“合作开发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后于2000年8月28日调解结案，协议继续履行原合作开发合同。双方还多次因“投资款”或“垫付款”纠纷引发诉讼。
2000年4月28日，A公司以自己名义与自然人甲签订《认购合同书》，约定预售本案讼争店面，价款34.7万元。签订后，甲交纳定金5万元、购房款5万元。房屋竣工验收后，A公司未依约交付店面。甲遂起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A公司返还定金和购房款并赔偿损失，2002年1月16日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2002年3月5日，A、B两公司在代垫款纠纷案执行中达成协议，A公司同意将讼争房抵债给B公司。3月8日，B公司办理了预售合同登记备案。
甲以A公司隐瞒其与B公司合作开发及因双方合伙债务纠纷，讼争房已被法院查封的事实，甲是在不明真相下才同意调解为由，于2003年1月7日对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再审中，原告追加B公司为共同被告，请求二被告连带承担交付讼争房并赔偿迟延交房损失的责任。A公司同意甲的主张。
本案该如何处理？

二、问题
1、甲与A公司签约，而要求B公司承担责任，这与债之相对性原则有否冲突？
2、A、B两公司之间是否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合伙型”联营与“协作型”联营有何区别？
3、考虑到本案合作开发项目没有办理合建审批，A公司以自己名义办理项目立项等许可手续，土地使用权也仍在A公司名下，A、B两公司之间的事实合伙关系，在法律上能否认定？
4、假设认定合伙关系成立，A公司以自己名义与甲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B公司要否对甲承担责任？
5、假设认定合伙关系不成立，A、B两公司将可能成立什么法律关系？
6、接着假设甲在与A公司签约时，有理由相信B公司与A公司是合伙关系，并基于对B公司的信赖才与A公司签约，情形又将如何？

三、评析
(一)债之相对性原则及其例外
债之相对性原理，为学者和司法实践所公认并遵循。从债的定义看，债权人请求相对人(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债的内容看，这一原则具体体现为合同相对性与侵权行为法上的“自己责任”。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仅及于当事人，侵权责任如无法律特别规定，也只能由侵权行为人自己承担。这是传统民法固守的原则。
但是，事实上合同不仅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变动，而且客观上也会对其他人的利益间接产生影响，侵权行为不仅会对直接受害人而且客观上也会使其他人间接受到损害。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复杂化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相互依存，这种间接影响正在不断地被放大，进而危及到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实质分配。在此情况下，债之相对性例外理论不得不应运而生，集中体现在合同第三人效力理论和侵权行为法上“替代责任”理论上。前者通说如涉他合同、代位权和撤销权、第三人侵害债权，后者通说如雇主责任、法人侵权、产品责任等。如果拓宽视野，一些传统的民法制度甚至也可以纳入这个理论范畴来考察，如保证、合同转让、第三人履行等 。债之相对性理论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更多的“例外”情形正被学术界和司法界所认同，我国新近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可资佐证。如1997年建筑法设定了建筑施工人转让、出借资质的对外连带责任，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的对外连带责任，工程监理人的对外连带责任 。2003年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设定了社会活动人安全保障责任，定作人责任，建设工程发包、分包人责任，构筑物设计、施工人责任 。这些责任都可视为合同效力的扩张。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合伙关系，而合伙关系的效力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这其中就可能蕴含着债之相对性例外的精神，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就断言甲与B公司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恐怕过于简单化，因此有必要作具体分析。
(二)合伙特质及事实合伙
所谓合伙，《法国民法典》第1832条规定，“乃是两人或数人约定以其财产或技艺共集一处，以便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及自经营所得利益的契约”。《英国合伙法》第1条规定，合伙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业务活动的个人之间的建立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区分个人合伙与企业合伙型联营，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52条则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从这些规定中，可以归纳出合伙的本质特征在于：1、合伙是“合同”关系。传统民法将法律关系区分为“契约”关系与“合同”关系，前者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利益、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方向均相对，最典型的如买卖关系；后者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确定共同投资、经营共同事业并从中共同获利，双方的利益、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方向平行、一致，最典型地就是合伙关系。2、有相对独立的合伙财产，即如前述“以其财产或技艺共集一处”。合伙财产是合伙共有财产，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更是认为是公同共有。合伙人一旦出资，不得随意分析或抽逃，对外负债也先以合伙财产清偿，不足时才由合伙人负补充责任。3、具有团体性。我国民法通则将合伙作为民事主体制度看待而加以规定，台湾地区及其他一些国家民法典虽然将其作为特定之债规定，但法理上也承认其为非法人团体 。4、具有事业性或营业性。合伙人之间的结合是出于共同的事业或营业，往往并非一时一事，具有相对稳定性。
本案B公司辩称，其与A公司不是“合伙”而是“协作”关系，并引用民法通则第53条关于合同型联营之规定 。但是，本案B公司与A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方式是联合开发，A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并负责合作项目的前期投资、办理相关证件等，B公司负责其他全部资金投入。A公司因缺乏资金无力按合同约定支付前期费用，以借款的形式请求B公司垫付相关的前期投资款项，仍然是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属共同经营的表现形式，仅是在双方合作之外又以借款的形式在合作内部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共同经营的性质。B公司按合同约定负责合作项目除前期投资外的全部投资，实际上履行了合同义务，按合同约定进行了投资，完成了共同经营的行为。共同经营中各自履行合同义务体现了合作双方的分工，并非各自独立经营，合作双方分工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共同完成合作项目。该合作项目财产理应属双方共有，不因合作双方内部约定分割归属各自所有而改变其性质。综上，B、A两公司合作开发已经形成事实合伙关系。至于所谓“协作型”联营，并无法律上之特质，用合同法调整足矣，现行民法通则第53条之规定毫无必要，必为将来民法典所摒弃。
(三)合伙登记及合伙的法律认定
但是，本案有一特殊情节，即本案中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办理合建审批，项目立项、用地、规划、施工及预售等手续均还是由A公司以自己名义办理，土地使用权也仍在A公司名下。那么，对合建审批及立项审批、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的性质如何看待？首先，合建审批，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解释 ，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签订的合建合同不过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同理，这时的合建审批，也不过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许可的一种特殊形式。本案A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如果是划拨地使用权，未经审批依法不能用于合伙出资，则仅因出资瑕疵，而在合伙人内部产生相应的违约或缔约过失责任，不能对抗合伙外善意第三人。而至于项目立项等许可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对合伙关系是否成立，倒颇具意义。
合伙在形式上可以区分为契约型和组织型。组织型合伙表现为组成新的实体，进行商业登记，取得独立字号，并对外公示。如我国经工商登记的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企业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的合伙型合作企业、外资企业法中的合伙型外资企业等，这些合伙组织受相应的商业立法的规制，应当进行商业登记。这种登记，一则具有证明的效力，二则具有公示的效力，三则使合伙组织取得特别法上的主体资格，四则便于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而作为受民事普通法保护的“契约型”合伙，并不以登记为成立的形式要件，如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上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契约型合伙是否成立，关键是考察其实质上是否具备合伙的特质，虽在形式上不以登记为要件，但如果未经登记可能否定其实质要件时，合伙关系倒有可能不予认定。比如，本案的合伙营业为特定的房地产开发，这种营业中的合伙财产必然表现为土地使用权及项目立项、规划、施工及预售许可等上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仍在A公司名下，项目立项、规划、施工及预售许可等手续只以A公司名义办理，则该项目上的所有财产在法律上仍属A公司单独所有，本案B公司甚至还以项目上的财产以A公司为所有人名义，为自己设定了抵押权。因此，如果事实上的财产共有关系不予认定，自无合伙可言。无独有偶，与房地产开发类似地，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矿业法均规定，共同矿业权设定呈请人得选用合伙组织，应拟定合伙契约并推定代表人由全体连署具呈 。所以，我国现行法律对合作开发房地产中的合伙组织虽并无特别法上的规制，但项目立项、规划、施工、预售许可及土地使用权登记等可能被视为具有合伙登记之功效，未履行这些手续，事实关系将可能难以在法律上得以认定。这一问题，归结到理论上，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之争。由于实在的法律规范未予“盖棺定论”，司法实践中，各地各级法院对此也认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 。
(四)合伙代表权及间接代理
假设认定合伙关系成立，A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与甲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B公司是否也要承担责任？这关涉到合伙之事务执行。内部关系而言，合伙事务，除合伙合同特别约定外，由合伙人全体共同执行，也可以约定由合伙人中数人共同执行，而通常事务则可以由有执行权的各合伙人单独执行，内部关系准用委托合同关系。对外关系上，执行合伙人按照委托旨意，在受委托范围内，对外从事合伙事务，当然代表其他合伙人。执行合伙人从事合伙事务，准用代理规定。通常情况下，执行合伙人应当以合伙或全体合伙人的名义，对外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但如果执行合伙人以自己名义对外交易的，笔者认为，亦应当适用间接代理的理论 。执行合伙人因其他合伙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发履行义务，执行合伙人应当向第三人表明自己是在执行合伙事务并披露其他合伙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执行合伙人或者全体合伙人主张权利。如福州某基础工程公司与某贸易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竣工后，贸易公司拖欠工程款，基础公司便起诉。法院判令贸易公司偿还工程款。但该贸易公司已停业多时，其法定代表人亦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基础公司经查证，发现该案所涉房地产项目系由贸易公司与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有相关机关合作建房、立项等审批为证。基础公司遂以该房地产公司与贸易公司合作建房为由，另行起诉该房地产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中院一审予以支持，高院二审维持 。
(五)隐名合伙
假设在法律上不予认定合伙关系，在此情形下，A、B两公司仍可成立隐名合伙关系。关于隐名合伙，按照台湾地区民法第700条的规定，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对于他方所经营之事业出资，而分享其营业所生之利益，及分担其所生损失之契约。”该法第702条规定，“隐名合伙人之出资，其财产权移属于出名营业人 ”对照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及双方共同办理合建审批及立项等许可的实际情况，B公司完全符合隐名合伙人的特征。
在性质上，隐名合伙接近甚至等同于消费借贷(如借款)。惟消费借贷应返还同种同等同量之物，而隐名合伙以返还出资之价额为已足；消费借贷收取固定的利息，而隐名合伙参与利润与亏损分派。但在理论上，隐名合伙也可不以分担损失为必要(德日商法就采此说)；而消费借贷有时也可以约定，贷与人在确定利息之外参与利益分派或者以参与利益分派代替固定利息(这种消费借贷理论上称为“分配的消费借贷”) 。所以，基于隐名合伙不同于合伙的这种性质，各国均规定，隐名合伙人一般情况下仅以出资之限承担责任，且因其出资已移属于出名营业人，就出名营业人之行为，其与第三人不生权利义务关系。
(六)隐名合伙之表见出名
隐名合伙人虽然一般不对外承担责任，但在特定情形下却要例外地承担出名合伙人的责任。台湾地区民法第705条就规定，“隐名合伙人如参与合伙事务之执行，或为参与执行之表示，或知他人表示其参与执行而不否认者，纵有反对之约定，对于第三人仍应负出名营业人之责任。”如隐名合伙人明示、默示地容许以自己的姓名或名称用于出名营业人之商号，或以其商号用为出名营业人之商号时，外观上即有被误认为共同之事业。又如实际参与全部或一部事务之执行，参与之原因、是否有参与权限，亦非所问，但如明确以代理人或受雇人名义，则与此无涉。
至于是否要以第三人善意为必要，则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别。主观说，认为第三人在交易时必须有理由相信隐名合伙人是出名合伙人，并基于这种信赖才与出名合伙交易。如台湾学者史尚宽解释，“盖此时与出名营业人为交易者，误以为共同事务或误以隐名合伙人为出名营业人而为交易，为保护第三人之利益，而适用禁反言之原则。”客观说，则认为不问第三人是否善意，只要隐名合伙人客观上有使人误认之行为足矣 。
本案合同签订后，在客观上，B公司有和A公司共同与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有向其他购房户收取了水电增容费等费用，有和A公司就安置补贴款共同向部分产权主发出通知书，还和A公司多次分别以“合作开发合同”、“投资款”、“垫资款”名义引发诉讼，为社会公众所知。在主观上，甲与A公司签约时显然并不认为B公司参与合伙(否则第一次起诉时就应当将B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直到后来才以A公司隐瞒“合作开发”等事实为由申请再审。因此，如依客观说，B公司显然已经构成表见出名。如依主观说，则难以认定，除非甲能证明，其与A公司签约时，已相信或有理由相信B公司与A公司是合伙关系，并基于对B公司的信赖才与A公司签约，或许能说服法官，认定B公司构成表见出名。这样，B公司则要与A公司对甲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内则仍以隐名合伙人资格保有对A公司的追偿权。只是此时的对外连带责任，在性质上不同于显名合伙的情形，而是属于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
附带一个问题，即使表见出名合伙关系也不成立，且讼争房已最终过户给B公司，B公司还能主张善意取得？传统的善意取得理论只适用于动产，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何在？再有，预售登记是否具有物权变动效力？这些属于物权法上问题，受主旨所限，本文不作讨论。
回顾开篇问题，甲与A公司个别签约，无特别情形只能要求相对人A公司承担合同上责任，这是债之相对性原则的体现。但是，如能认定B公司与A公司系合伙关系，则依据合伙和间接代理的对外效力，B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体现了“例外”。如果合伙关系不成立，B公司作为隐名合伙人，只就其出资行为，与出名营业人产生合同关系，这又体现了债之相对性“原则”。即使只是隐名合伙，B公司还有可能因其表见出名而仍然对甲承担连带责任，这也体现了“例外”。但甲如不能证明其为善意，便又回到了债之相对性“原则”。因此，本案处处体现着“原则”与“例外”的辩证过程，简单地依据债之相对性原则，不足以解释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这类事关公共利益和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事务。
最后，以本案的裁判结果作为结语：本案某中院一审支持甲的全部诉求。B公司不服上诉。高院认为A、B两公司虽然存在内部合作关系，但该合作未办理合建审批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合作项目所有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均在A公司名下，A公司有权以名义与甲签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甲与B公司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原调解书生效后，A公司以房抵债给B公司，B公司依约取得讼争房，并办理了预售登记备案，该权利足以对抗甲的债权，甲已在法律上不能取得讼争房。据此，高院二审改判A公司返还甲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驳回甲对B公司的诉求。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