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科学技术星火奖奖励办法
青岛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调动和发挥科技工作者投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农业和乡镇企业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青岛市科学技术星火奖（以下称市星火奖）属市级科技奖励，每年评审一次。
市星火奖分为市星火科技成果奖和市星火科技推广奖。
第三条 设立青岛市科学技术星火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称市评审委员会），负责市星火奖的组织评审和授予工作。市评审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第四条 奖励范围：
（一）开发、推广、应用适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下同）的先进技术成果；
（二）开发、推广、应用适用于乡镇企业，为农村经济服务的中小企业的先进技术成果；
（三）开发、推广适用于农业的先进装备；
（四）区域综合性技术开发成果；
（五）农村科技管理和专业技术培训。
第五条 市星火奖奖励工作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获得市星火奖的发给荣誉证书和奖金。一等奖奖金15000元，二等奖奖金10000元，三等奖奖金5000元。
奖励经费由市财政列支。
在星火计划的组织管理、决策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可以授予特殊荣誉称号。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达不到环境保护标准的；
（二）破坏资源或生态平衡的；
（三）违反国家政策或有关法律、法规的。
第七条 授予市星火科技成果奖一等奖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技术或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省内领先水平；
（二）有重点推广价值，已在国内若干地区推广应用，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比例；
（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国内同行业、同类型企业中属先进水平；
（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授予市星火科技成果奖二等奖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技术或产品质量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和市内领先水平；
（二）有较大推广价值，已推广应用，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定比例；
（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省内同行业、同类型企业中属领先水平；
（四）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授予市星火科技成果奖三等奖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技术或产品质量达到市内领先水平；
（二）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已推广应用，产品占有一定的市场；
（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全市同行业、同类型企业中属先进水平；
（四）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八条 授予市星火科技推广奖一等奖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为振兴农村经济，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或适用技术推广到全市农村地区，并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
（二）在星火计划的规划、立项、组织、协调、实施以及星火技术培训等方面有创新和指导意义，在全市产生重要影响。
授予市星火科技推广奖二等奖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为振兴农村经济，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或适用技术推广到全市大部分农村地区，并取得明显经济或社会效益；
（二）在星火计划的规划、立项、组织、协调、实施以及星火技术培训等方面有创新和指导意义，在全市产生很大影响。
授予市星火科技推广奖三等奖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为振兴农村经济，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或适用技术推广到全市部分农村地区，并取得比较明显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二）在星火计划的规划、立项、组织、协调、实施以及星火技术培训等方面有创新和指导意义，在全市产生较大影响。
第九条 申报市星火奖，应当于每年12月底前将有关材料报市评审委员会。其中，区（市）属单位由区（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初审后，报市评审委员会；市属单位由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评审委员会；国家、省驻青单位直接报市评审委员会。
第十条 申报市星火奖的项目，必须经过有关部门验收或鉴定并已经应用或实施一年以上。
凡已经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的项目，不再申报市星火奖。
第十一条 申报市星火奖应当如实详细地填写申报书，按规定缴纳评审费。
第十二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是项目中直接承担主要工作或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的。其中，单位不得超过5个，个人不得超过5人。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项目，应当按贡献大小排列，由第一完成单位牵头填写申报书。
第十三条 市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应当有评审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参加。获奖项目必须经参加评审的半数以上委员通过。
市评审委员会评审获奖项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第十四条 市评审委员会应当将获奖的项目登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行授奖。
第十五条 对公布的获奖项目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市评审委员会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市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接到异议申请后10日内将有关材料移送申报部门或单位；申报部门或单位应当自接到有关材料后10日内提出答辩意见，报市评审委员会。
市评审委员会对有异议的申请奖励项目应当作出裁决。
第十六条 市评审委员会可以组织或委托有关部门或单位对已经获奖的项目进行调查，对剽窃或骗取他人成果并查证属实的，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和证书，予以通报，并可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2月23日
略论经济立法权

　李建华（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干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干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由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二、经济立法权的界定及真价值

在对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后，并以此作为界定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就不难看出，经济立法权与经济法立法权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淆。经济立法权指进行一切有关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权的总称，而经济法立法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于经济立法权之中。

与经济法立法的涵义相对应，经济法立法权就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的权力总称，其行使的结果使经济法形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的含义，表明：（一）经济法立法权是立法权的组成部分，与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它是享有经济法立法权的特定立法主体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据以依照或者遵循的法定权力，而不是经济法管理主体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行政权，也不是国家审判机关进行经济审判活动的司法权。（二）经济法立法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制定各种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的权力，而不仅仅指对某一特定形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权。（三）经济法立法权包括经济法的制定权、认可权、修改权、补充权和废止权等。经济法立法作为一种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活动，表现为一个创制法、变动法和废除法的动态过程，包括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经济法的一系列活动，相应地，经济法立法权也包含了进行上述一切活动的权力。

另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不同子一般立法权的特征：

1．目的的特定性。经济法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而使用的最重要法律手段之一，它只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发生作用，即“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发生了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民由此决定了经济法立法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管理，以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2，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并兼顾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了能够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需要确立政府的管理者地位或者职务，因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者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民赋予政府各种经济职权《职责》，包括规划、决策、审核、批准、命令、指挥、协调、执行、许可、确认、免除、撤销、检查监督、褒奖、处罚等，树立政府权威，并对政府的管理、干预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又要确立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经济法立法权正是满足上述要求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手段，它当然应以此为中心内容而指导立法活动的启动和展开。

3．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尽管就总体来说，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但综观数量繁多的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它们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每一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基于其不同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在经济法立法权指导下通过落实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以及规定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体现其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各自的侧重点。从此方面看，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又表现出其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4．享有主体的多元性。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易变动性，客观上需要制定不同形式的经济法律、经济法规分别调整和适用于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经济管理关系，而不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并不是单一和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中央级的立法主体，又有地方级的立法主体；既有专门的权力机关，又有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等等。它们在国家立法体制中处于不同地位，各自享有的立法权也各不相同。

5．效力的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经济法立法主体多元化，数量繁多化，形式多样化，加之多元化的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地位和级别不同，使得各个立法主体各自享有的立法权效力也呈现出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的特点。一般说来，经济法立法主体地位的高低与该主体享有的立法权效力的大小以及该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效力的高低成正比，并且地位高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地位低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而在同级经济法立法主体之间，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其中全国人大享有最高效力的经济法立法权，居于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

经济法立法权在经济法立法中居于非常重要地位，它理应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乃是由其以下价值性决定的：

首先，经济法立法权是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前提。

经济法立法权在立法实践中是立法机关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依据。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权，“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作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经济法立法活动就无法进行和展开。所以，经济法立法是立法机关在立法权指导下，依据立法权所从事的活动或者结果。经济法立法权对经济法立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拥有经济法立法权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

其次，经济法立法权决定着经济法立法的效力性和协调性问题。

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决定着经济法立法内容，立法权的效力高低和范围大小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效力性的高低和适用范围的大小。如果经济法立法权发生冲突、交叉，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冲突、交叉。只有明确了经济法立法权，清晰地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享有的立法权限，避免因立法权的随意性而导致立法权的泛滥或重复，才能使经济法立法活动有所遵循，有条不紊，从而实现经济法立法内容之间的协调一致，克服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避免可能产生立法调整的“真空”或空白，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再次，经济法立法权是建立经济法立法体制的基础，并影响着能否建立科学的经济法。

（二）现行立法上对经济法立法权限的划分模糊、混乱。

我国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2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第二、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以上规定中可以推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享有经济法立法权，但是，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却界限不清。尽管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且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享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两者虽然都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在形式上、字面上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其他法律”，但在实质上，“由于有了‘其他的’三个字，基本法律所规范的领域就模糊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差别无法辨别，对于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也就难以区别。这也导致在立法“实践中由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界限不清，往往难以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越权制定了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入同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经济法立法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等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三）现行立法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及其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经济法授权立法的具体内容缺乏规定，如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的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和监督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除了存在个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做出的特别授权立法外，14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却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必要的限制和监督，这样就有可能把本应由高层次立法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随意授权给低层次的立法机关行使，或者把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享有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从而导致经济法授权立法权的一定程度上的膨胀和混乱，而且因被授权立法主体可能就是执法主体，从而使授权立法权与执法权统归于同一主体，被赋予授权立法权的执法主体，往往从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出发，在进行授权立法中，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设定权利、权力，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少地为自己设定、甚至不设定义务与责任，执法主体凭借缺乏限制的授权立法权而获得了几乎无限制的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