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对梁丽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同时，梁丽案件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
　　
民意•法律•司法实践

　　梁丽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就是民意。起初，人们得到梁丽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可能判无期徒刑的信息，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现在深圳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深圳检方的这个决定正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也是顺应民意。
　　大众们的观点一部分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从对道德与法律的朴素的理解出发，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系统地学过法律的人，他们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认识这个案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从民意与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刑法的规定应当是最反映民意的，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过人民遴选他们的代表，委托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他们行使立法这种最高权力。
　　从对梁丽事件来看，民意，可以仅仅是部分民意，因为此时通过报刊和网络，发表意见的决不是中国的全体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的民意表达，与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在未能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后面有更多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相互作用，才能在共同发展，而且螺旋式向上地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民意与法律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两者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们关于民意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也是螺旋式发展的。
　　具体来说，先有民意，通过立法程序，产生了关于盗窃罪的刑事法律。后有政府、公民及司法机构执行法律。当司法机构执行法律产生偏差时，如此次梁丽案件显现出来的可能以盗窃罪名定罪，可能判无期徒刑时，民意重新出现了。
　　此时的民意不是立法时的民意，而是对司法机关是否遵从法律而进行监督的民意。此时的民意并非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相抵牾，而是相吻合，民意要求司法机关回到法律的基点上来，而不是注意道德层面、内部规定、领导意图的“司法实践”。
　　最终，检方的决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它顺应了民意，同时也遵从了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检方遵从了法律，同时也顺应了民意。这是一个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将会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
　　人民群众是最服从法律的，最讲道理的。所以，当有人说民意与法律冲突等，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讲这话时是混淆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民众不是与法律冲突，他们是与黑暗的，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相冲突。民意是呼吁某些不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回归到法律规定的座标上来，并不是要求司法实践脱离法律。

刑疑惟轻•疑罪从无•现代法治

　　在梁丽案件相关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正面一段话：“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这句话传遍了媒体和网络。
　　我在《梁丽案件：支持检方决定，质疑其理由》 一文中问道，什么是“刑疑惟轻”原则？我们不是刑法专业的，对此原则孤陋寡闻。它体现在我国刑法上的哪一条，不清楚。希望能够有方家出来答疑解惑。因为我学过刑法和刑诉法，不记得有这样的原则或条款。
　　大家知道，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些现代刑法原则早已写进了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只是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并不真正实行这些最高的刑法原则，因而当你和某些司法人员或专家谈论法律的这些规定时，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不懂法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了执行内部规定、内部程序、领导旨意才算是真正的懂法律，而这些又是提不到桌面的。
　　近日在网络上搜索，找到了出处：《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人们的解释是，疑：不能确定；惟：同“唯”。“罪疑惟轻”是指罪恶可疑的，罚要从轻。用到梁丽案件，改为“刑疑惟轻”。
　　那么，怎样理解“刑疑惟轻”和“罪疑惟轻”呢？它与现代刑法法治原则“疑罪从无”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作一点探讨。
　　罪疑惟轻，在古代的含义就是，当给一个人定罪时，可能定重罪，也可能定轻罪，或者当罪名已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能重，也可能轻的时候，尽可能轻。这与我们现代法治的某些刑法原则有些相近之处，能看到其中体现了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影子。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很可能是包含两重含义：定性与定量。定性，即定何罪。定量即量刑。
　　刑疑惟轻，没查到出处，可能是深圳检方的一种灵活用法。由于在现代语境下，刑的含义主要在惩罚、用刑方面，体现为量的方面，所以人们可能会理解为，变了一个字，含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的理解是，在已经定性即定罪的情况下，量刑时尽可能轻。同样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如果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使用这个古代成语，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原则毕竟不是真正的现代法治原则，它离“疑罪从无”尚有较大的差距。疑罪从无很简单，若证据不确凿就不能定罪，若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不能定罪。

疑难案件•普通案件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有罪推定•无罪推定

　　一些人们把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列为重大疑难案件，是混淆了法理（包括道德）与法律、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刑事侦查与起诉审理之间的区别。并且常常是在无罪推定的法律规定下面，进行着有罪推定的司法实践，换句话说，对什么时候进行无罪推定，什么时候进行有罪推定分不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有罪推定？
　　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进行有罪推定。刑侦人员根据一些线索，进行合理的怀疑，收集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还原当时发生的事件，确认事实的真实状态。由于各种因素，这个阶段确实存在一些疑难案件，即刑侦人员找不到合适的证据，此时无法侦破的案件就是疑难案件。其中一些疑难案件也许永远是石沉大海，有些疑难案件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又可以侦破。即使如此，也要尊重被侦查人员的个人权利、尊严，不可屈打成招，要重证据，不重口供。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辽政办发〔2004〕23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辽宁省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建立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是缓解城市特困居民“看病难”问题的有效措施。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落实救助资金，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尽快在全省建立起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

二○○四年四月十四日

（发至县级政府）



辽宁省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缓解患重大疾病的城市特困居民的医疗困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特困居民是指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称城市低保)待遇、且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市(城镇)居民。

第三条 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坚持属地管理、适度救助、公开公正公平、政府救助与医疗单位减免及社会互助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民政部门在政府领导下，负责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管理工作。财政、卫生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二条之规定的城镇居民，患下列疾病的，可申请医疗救助：

(一)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并进行定期血液透析、腹膜透析的；

(二)恶性肿瘤或再生障碍性贫血；

(三)慢性重症肝炎及并发症；

(四)高危孕妇住院分娩的；

(五)经市人民政府确定需救助的其他重大疾病。

第六条 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标准由市级人民政府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制定。原则上按个人应承担的医药费部分(扣除单位报销、保险赔付、社会捐赠)的40％予以救助，但年累计救助额不得超过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

第七条 申请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由本人或户主持有关证件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后，报县(区、县级市)民政部门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市民政部门审批。对符合救助条件的，要及时办理批准手续；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市和县(区、县级市)民政部门要成立有卫生部门和有关部门医疗专家参加的审批小组，负责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审批工作。

长期(1年以上)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的城市特困居民，持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有关证明，向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申请，符合条件经批准后，由长期居住地民政部门予以救助。

第八条 申请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者，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城市低保金领取证、户籍证明；

(二)市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诊断书、医疗费收据及必要的病史材料；

(三)有关单位报销医疗费用凭证；

(四)商业保险的赔付证明；

(五)社会捐助情况证明；

(六)其他证明材料。

第九条 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由市或县(区、县级市)民政部门以现金形式支付。已经采取治疗措施的可直接支付给申请者个人；已确诊患有重大疾病，但因无力支付医疗费，尚未采取治疗措施的城市特困居民，可持城市低保金领取证、户籍证、医院诊断书等证明材料申请救助，获得批准后到定点医院接受治疗，救助资金由市或县(区、县级市)民政部门直接支付给定点医院或定点药店。

第十条 各市要采取政府出资与社会捐助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出资部分由市、县(区、县级市)财政部门筹集落实，具体承担比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省财政根据财力可能对困难地区予以适当补助。

第十一条 各级民政部门每年年初应按城市低保对象一定比例和相关救助标准等，编制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需求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列入年度财政预算；财政部门根据预算和实际救助需求及时核拨资金。

第十二条 市级财政和民政部门要建立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专户，实行单独核算，专账管理，专款专用，结余资金转入下年使用，不得挤占挪用。各级民政部门要按规定向上级民政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资金使用情况及决算报告。

第十三条 鼓励社会各界为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捐赠资金和提供物资帮助，捐赠的款物由民政部门统一接收，全部用于特困居民的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各级政府应从扶贫捐赠款中划拨一部分，用于特困居民的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并纳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专户管理。

第十四条 对不符合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条件、但因病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可采取临时救济、社会互助等办法予以适当救助。

第十五条 各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和政府指定医院要免收就诊低保对象的挂号费、诊查费，并适当减免检查费、住院床位费。

第十六条 各级民政、财政、卫生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定期开展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不列、虚列或挤占、挪用救助金等违法违纪行为。

第十七条 对骗取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资金的，由民政部门负责追回，并对当事人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城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审批管理人员要认真负责，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予以批准并支付救助金；各医疗单位要如实出具有关医疗证明。违反规定者，由民政和卫生部门严肃查处。

第十九条 各市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民政厅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