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殡葬管理暂行规定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殡葬管理暂行规定
１９９７年７月８日 大政发〔１９９７〕５９号
第一条 加强殡葬管理，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民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殡葬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应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各级公安、卫生、规划土地、林业、交通、环保、城建、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村）民委员会，应积极推进殡葬改革，教育干部、职工、居（村）民认真遵守有关法规、规章和政策，破除封建迷信和丧葬陋习，树立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民政、城建、规划土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及时进行处理，对举报有功者，应当给予表扬奖励。
第六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除长海县个别岛屿以及国家规定尊重其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外，居（村）民死亡后均应实行火葬，火葬后骨灰禁止装棺埋葬。
长海县境内的土葬区，由县人民政府划定，报市民政局批准。
国家规定尊重其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自愿实行火葬的，予以鼓励，他人不得干涉。
第七条 市内四区医院应取消太平间，居（村）民死亡后由其亲属或医疗单位通知殡仪馆接尸，殡仪馆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前往处理，对需要进行尸检的，殡仪馆应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备。
其他县（市）、区医院应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太平间，暂不能取消的，只准临时存放尸体，不得经营丧葬物品和从事经营性殡仪等活动。
第八条 尸体运输应由殡仪馆承办，运尸车辆应悬挂省民政厅统一制作的殡仪车牌。
第九条 居（村）民死亡后，尸体应在五日内火化，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停尸时间的，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天，停尸期间尸体原则上应送殡仪馆存放。
第十条 办理尸体火化，应向殡仪馆提供下列有效证件：
（一）正常死亡，属于本市常住户口的，提供死亡人员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不属本市常住户口又无其他合法居住证明的，提供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外国人死亡，提供医院或县以上公安部门出具死亡证明和死者家属或所属国使、领馆出具的书面申请。
（二）因医疗事故死亡的，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处理。
（三）其他非正常死亡的和无名尸体，提供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
第十一条 尸体火化后，骨灰可以存放在骨灰堂或埋葬在合法的骨灰公墓中。提倡平地深埋不留坟头和碑志、植纪念树或将骨灰撒向大海。
第十二条 公墓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
各县（市）建立公益性公墓，由村民委员会申请、乡镇政府审核、县级民政部门批准后报市民政局备案；甘井子区、金州区、旅顺口区建立公益性公墓，须报市民政局批准。公益性公墓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
建立经营性公墓，应经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民政部门联合审核后，报省民政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未经市民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租、转让、买卖墓穴。
禁止建立、恢复宗族墓地。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水库和河流的堤坝、铁路和公路两侧及耕地中葬坟。
本规定实施前已在上述地区和市内四区埋葬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革命烈士、知名人士、华侨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葬外，均应根据统一规划，逐步迁出或平掉。
第十五条 开展社会有偿性殡仪服务和殡仪活动，须经市民政局批准。
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实行规范、文明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或收受财物。
第十六条 在办丧事、祭祀活动中，不得搭设灵棚、做大棺材、吹打念经、抛撒纸钱、沿街烧纸、用高音嗽叭播放哀乐等；不得利用丧葬活动敲诈财、物。
信教群众为丧事做道场的，应在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由民政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其中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的，民政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殡葬管理机构实施：
（一）违反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火化平坟，拒不火化平坟的，强行火化平坟。
（二）违反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处违法所得２倍罚款。
（三）违反第八条规定的，处１０００元罚款。
（四）违反第九条规定，超过最长３０天停尸时间仍不火化的，按３倍收取费用；拒不缴纳的，强行火化。
（五）违反第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建立公益性、经营性公墓的，对符合审批规定的，限期补办手续；对不符合审批规定的，予以取缔。
（六）违反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处１０００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
（七）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或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会同规划土地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处１０００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八）违反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处违法所得３倍罚款。
（九）违反第十六条规定的，对个人处５００元罚款，对单位处１０００元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城建、环保、规划土地等部门管理权限的，由上述部门按规定处罚。
第十九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殡葬管理和殡仪服务人员索取财物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赔，并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其工作机制研究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杨素珍
摘要：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司法实践中，以捕代侦、忽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情况大量存在。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应重视和保障人权，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重点。本文拟从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内涵以及存在的意义的入手，探讨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做法。
关键词：逮捕必要性、内涵、审查、问题、做法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刑事诉讼中的及其重要环节，也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往往把逮捕放在“构罪即捕”的层面，以捕代侦的情况大量存在，忽视了逮捕必要性条件，忽视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与目前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因此，在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要重视和保障人权，转变构罪即捕的观念势在必行，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重点，严格审查逮捕必要性。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略疏己见。
一、 逮捕必要性的内涵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一般总结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是前提,必要性条件是关键,是对前两个条件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逮捕需要具备三项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在使用逮捕的三项条件中，前两项条件比较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第三项条件则比较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即所谓的逮捕必要性条件。该逮捕必要性规定没有解释社会危害性的内涵，也没有提供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不具有司法操作性。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在修改后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以下五中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二是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三是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四是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五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判断逮捕必要性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危险性，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具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和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改后的刑诉法对逮捕条件做了进一步细化，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可操作性，减少了司法权利的滥用。
二、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意义
逮捕必要性审查主要包括：明确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规定，犯罪案件中常见的有逮捕必要和无逮捕必要情形，明确需进行逮捕必要性证明的案件范围、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内容以及逮捕必要性的标准，逮捕必要性论证说理等方面，确保这些方面可以得到圆满完成。通过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来体现决定逮捕过程的程序正当性。
逮捕审查制度的本源是保护人权，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确有逮捕必要的，就要严厉打击，而对一些轻微刑事犯罪，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危险性不大的，确无逮捕必要性的，慎用逮捕措施，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严格控制逮捕，慎用逮捕措施，尽可能的少捕，在程序上给予保障措施，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三、 当前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逮捕必要性的界定模糊。我国立法对“逮捕必要性”未具体明确。即使改后的刑诉法对可能性作出一定的具体性界定，但是在实践中把握和界定这个必要性仍然很模糊，不易操作，使各侦查部门在逮捕标准上产生分歧，不易达成一致，不易准确、统一性的把握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根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逮捕的必要，因为根据日常经验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实施新的犯罪等五种行为的可能，尽管可能性有大有小，因人因案而异，但谁也不能说一个犯罪嫌疑人绝对没有实施这五种行为的可能。
第二、将逮捕功能地位被认定为单一的惩罚和追究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逮捕措施惩罚犯罪、保障诉讼的功能被扩大，很多同志习惯于将逮捕把握在“够罪即捕”的层面，比较普遍地忽视逮捕必要性条件，使得逮捕功能定位为单一的惩罚和追究责任。轻罪案件逮捕率比例较高，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将逮捕的必要性功能异化为以捕代侦、保障侦查顺利进行的手段，为了提高侦查效率，希望尽可能多的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这与司法保障人权的发展趋势不相符。过分的强调以暴制暴，单方面过重的强调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忽视了对社会效果的考虑，对犯罪嫌疑人改造的措施被忽略掉，没有达到逮捕必要性反映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逮捕审查程序缺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逮捕程序倾向行政化，审查批捕工作多数通过书面材料的方式进行，使得审查逮捕缺乏必要的程序正义。但是在实践办案中，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很少就逮捕必要性进行侦查，一般是尽可能多的收集够罪证据，而忽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一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也是过于重视够罪证据的审查，而忽视在审查环节中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审查，未能很好的考虑逮捕必要性问题。为此新刑事诉讼法为改变明确增加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同时赋予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辩护律师等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这一规定对于保证逮捕适用的准确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有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做法
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可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将“慎捕”作为办理逮捕案件的指导原则。在办理案件中，应将是否具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可能性作为审查逮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够罪即捕的观念提出，形成慎捕思维。新刑诉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这体现出我国审查逮捕机制从法律到上将取保候审的功能定位于权利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第72条规定了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得到了扩大，在其人权和工作办法都已经得到法律认可和保障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在逮捕必要性审查中应该积极考虑到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形，降低适用逮捕。将慎捕思维贯彻始终，将会改变我国审判前阶段的羁押率居高不下的客观事实。
第二，强化逮捕必要性标准。公检法司应统一对逮捕必要性的适用认识、使用范围、使用标准的操作问题进行界定，使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可以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并以适当的方法进行量化，根据量化结果对逮捕必要性进行评判，以起到逮捕必要性条件具体化的效果，判定有无社会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是否严重，以在控制逮捕率方面发挥功效。
第三、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是指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有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对《提请批准逮捕书》及案卷材料中逮捕的三个条件是否齐备进行复核、审查，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对逮捕必要性进行重点审查论证，并将论证的理由在《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中详细写明。但实际中，侦查机关往往只是准备是否构成犯罪的论证材料，之后简单的说明有逮捕必要，这也不利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必要性工作的开展。因此要加强检察机关的沟通，更要建议公安机关制定程序性规范文件格式，就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单独列表，制作法律文书，附上证据材料，才可以将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有效的运用实务。
参考文献
1、吴专生，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证考量，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04期
2、龚培华 陈柏新，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的思考，人民检察，2012年第18期
3、陈国庆，华人民共和国形势诉讼法最新释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