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分析

杜贵琴
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商业秘密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资讯产业的发展,对商业秘密的侵害越来越突出。本文基于现行立法，分析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高发的侵害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提出企业应采取的相应的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企业以法律手段保护其商业秘密的方式和应该采取的合理的步骤,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 从法律上赋予权利人妨害预防请求权的必要性。

关键字：商业秘密; 自我保护; 法律保护
Analysis of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s Trade Secret
Du Gui-qin
(law school,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100037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rade secre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damage to trade secret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composed elements of trade secret form the viewpoint based on current law and gave some suggestion to deal with the commonly seen methods of damage to trade secret of enterprise. From all above all, this paper try to make up some helpful propositions to enterprise so that they can take proper law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trade secret.

Keywords: trade secret; self-protection; protection of law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对信息和知识的占有和利用成为占据市场优势地位，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途径。商业秘密作为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属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在竞争和利益的刺激下，围绕商业秘密的保护与侵害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面对形式多样、广泛存在的侵害行为，企业和法律应当做出怎样的努力来维护商业秘密呢？

一、商业秘密的认定

所谓商业秘密，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由法律的规定可以推知，要构成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应符合以下几个要件：（一）、秘密性。所谓秘密性，是指企业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即该技术或经营信息未进入“公有领域”，非“公知信息”或“公知技术”。正因为其私密性，所以才有了应予保护的权利人。对于在具体案件中“不为公众所知悉”如何理解和适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指出：“本规定所称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的”。有学者指出，仅如此规定，仍然不够清晰，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应当从新颖性和相对秘密性的双重角度进行解释，才能把握其要义。”【1】本文认为，如果说新颖性仅针对技术信息而言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要求经营信息具有新颖性似乎有欠妥当。事实上，法律的规定不可能穷尽生活中的所有情形，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保持法律适度灵活性的必须。（二）、经济价值性。所谓经济价值性，即“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有学者在概括商业秘密的特征时，认为该规定包括商业秘密的两个特征：实用性和价值性。【2】本文认为，“具有实用性”和“带来经济利益”之间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关系，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实质上是保护权利人依据对该商业秘密的占有所享有的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利益和现实利益，商业秘密本身没有可保护的价值，只有在其对于实现企业营利目的有帮助时，才具有要求法律保护的理由，而要想有助于企业实现营利目的，具有实用性乃题中应有之义，所以经济价值性完全可以包容“实用性”。关于该特征的理解，《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款指出：“本规定所称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三）、保密性。所谓保密性，是指“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该要件强调的权利人的保密行为，而不是保密的结果。之所以有此规定，盖因法律鼓励为权利而斗争者，不应保护权利上之睡眠者，而且，要求权利人采取万无一失的保密措施是不切实际的，权利人在主张司法机关对其商业秘密予以保护时，只要证明其采取了保密措施即可。至于保密措施如何理解，《若干规定》中指出：“本规定所称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另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公字【1998】第109号《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中指出：“只要权利人提出了保密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职工或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他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商业秘密，即为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职工或他人就对权利人承担保密义务”，可见《答复》中对保密措施成立的要求较《若干规定》中更为宽松，只要权利人提出保密要求即可。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个方面。对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内容，按照《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款的规定：“本规定所称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由上述规定可知，我国商业秘密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三个方面的内容。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等多方面，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管理就是效益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对于管理信息给予保护是必要的。总之，对于商业秘密如何理解，“只能按照商业秘密的全部构成要素去把握，而不能断章取义，”【3】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依据法律规定综合判断。

二、 企业对商业秘密的自我保护

由于商业秘密容易被侵犯，而且发生纠纷后举证困难，因而商业秘密的保护应以预防为主。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做好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首先应当对侵害商业秘密的方式有所了解。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列举了侵害商业秘密的几种方式：“（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侵害商业秘密的方式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并不完善，比如，公务人员依法接触企业的商业秘密后，应负有保密义务，若不正当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或披露，理应承担侵权责任。实践中，常见的侵害企业商业秘密的方式主要是以下几种，应当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1，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员工不正当泄漏企业商业秘密。员工泄漏企业商业秘密，不仅包括在职期间将企业技术资料、客户名单、标书内容等透露给第三方，也包括员工与原任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一定期间内将就职期间掌握的企业秘密透露给新雇主或其他第三方；2，企业交易相对方不正当使用或者披露企业商业秘密。企业在进行技术转让、技术实施许可、兼并收购等业务的情况下，存在将自己的商业秘密，交由对方研究、论证的需要，在加工承揽业务中存在告知加工方工艺流程、技术图纸的需要，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受密者可能因利益驱动而侵害企业的商业秘密；3，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作伙伴不正当侵害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加强市场地位，企业间可能形成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比如合伙、联营、相互持股等。在合作中，合作双方间的信赖多于一般的市场主体，接触极为密切，合作相对方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当合作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在合作进行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合作方侵害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情形。
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企业作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首先应当健全自身的管理，为商业秘密的保护筑起一道防火墙。事实上，企业对商业秘密的自我保护，是商业秘密保护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企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一种事先的、积极的保护，并且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所要求的“保密性”看，没有企业的自我保护，企业主张商业秘密是不能成立的。具体而言，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1，健全企业管理规章、员工手册。在企业规章或者员工手册中应当加入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条款，具体内容应当包括保密事项、员工义务、违约罚则等方面；2，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企业的培训不仅要让员工认同企业的文化、增强业务能力，也应当增强员工的保密和契约意识，认识到保守企业秘密是应尽义务，违反该义务要承担法律责任；3，建立专项保密责任制。当企业进行技术项目的研发时（包括委托研发），应当与相关研发人员及可能的受密者签订保密协议，并责成项目相关负责人对于所研发项目负担尽力保密的义务；4，保密协议的运用。保密协议既是企业维护商业秘密的主要方法，通常也是追究侵权人责任的依据。签订保密协议一方面是对内的，比如与企业内部员工签订保密协议，这种保密协议多见于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另一方面，是与交易相对方和合作方签订保密协议，要求受密的相对方和合作方不得未经允许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此外，企业应当保留开发、研究、取得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各种原始资料，一旦发生诉讼，企业首先需要证明的就是企业为商业秘密的合法所有人，如果原始资料丧失，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将不复存在；限制接触商业秘密的雇员人数且定期重新评估需要接触商业秘密的雇员名单，并作调整；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文件上注明“机密”或“商业秘密”字样，当载有商业秘密的文件转移时，应当加封。　
最后，当出现或者有可能出现侵害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情形时，企业应积极部署应对措施，比如，对提出辞职的员工从关键岗位上调离；对于跳槽的员工应当立即收回保密文件和各种实物、技术图纸、客户名单等，并对可能损害本单位利益者发出警告，告之不得利用商业秘密，必要时向接受单位发出信函，使接受单位知悉其工作性质、业务范围，并密切注意市场动向，判断接收单位是否侵犯了本单位的商业秘密。若侵害已发生，应尽快了解侵权人知道多少商业秘密内容，并向侵害者发出通知，告知其侵权的性质和后果，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与竞争企业进行接触和谈判，一方面表明企业维权的决心，另一方面，探询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4】

三 对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有权利之处就应当有救济。法律对保护商业秘密作了具体的规定，当企业商业秘密遭遇侵害时，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寻求救济：
（一）、行政救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该法侵害商业秘密“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该规定为处理侵害商业秘密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执法主体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若干规定》对此作了细化，规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和处理。所以，当企业商业秘密遭到侵害时，企业应当及时向工商部门检举，并提供相关的侵害证据，要求工商机关予以查处。对于因职务行为而接触企业秘密的国家公务人员，应当认为保守其所接触的商业秘密是其法定的义务，当出现其侵害企业商业秘密的情形时，企业可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再提起诉讼;或者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条以及《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赔偿。
（二）、民事救济。当企业商业秘密遭到侵害时，企业可以提出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同时，在签订有保密协议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据合同，要求侵害人承担违约责任，当两者同时成立时，企业对于提起侵权之诉还是违约之诉有选择权。在提起民事诉讼时，企业要非常重视有关证据的采集和保护，打官司实际上就是打证据，企业先前订立的保密协议、内部规章、员工手册、行政机关的处理以及侵害方的侵权产品等都可以成为企业构建自己的证据链条的有力工具。另外，由于许多侵权证据都保存于侵害方场所，所以，权利人在起诉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防止侵害方隐匿和毁弃证据导致举证不能。若侵害方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权利人应当同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最后，由于案件涉及到企业的商业秘密，如该秘密尚未扩散为公知信息，企业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依法申请不公开审理。
（三）、刑事救济。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可以说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基石。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并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的，可以处以最高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对于重大损失的认定，依据最高任命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是指:1，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2，致使权利人破产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此外，企业对于违约的员工，还可以依据劳动合同中的保密协议提请劳动仲裁机构仲裁。
尽管法律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定了包括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在内的完备的责任体系，但不得不说，即便如此，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也是不够的，毕竟，这些都是事后的救济，侵害的事实已经造成，即便法律对于侵害人给予了处罚，也很难弥补权利人的损失。本文认为，法律应当赋予权利人妨害预防请求权。

四、防患于未然的最后手段——妨害预防请求权

事实上，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处罚已然的行为，更在于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相对于对已然行为的处罚，对有确切证据证明将会发生的侵害的行为的预防，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的立法中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民法中规定的妨害预防请求权、不安抗辩权。但是，对于侵害商业秘密是否可以行使妨害预防请求权，《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规定：在诉讼中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作出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至九十六条和第九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赋予权利人在有发生侵害之虞时请求临时禁令的权利；《著作权法》第49条、《商标法》第57条、《专利法》第61条都有关于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若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的规定。据此，本文认为，对于对有“第四种知识产权”之称的商业秘密的侵害，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可以援用民法、民诉法尤其是知识产权法中有关妨害预防请求权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
商业秘密的价值源泉，首要的方面就是其秘密性，如果丧失秘密性，商业秘密将沦为公知信息，没有可保护的法理基础，即使商业秘密的受密人的范围的扩大也将损害或者威胁权利人的利益。在商业秘密侵害案件中，采取一定的预防性措施保护权利人的秘密，实际上是大部分国家的选择。针对商业秘密的特性，美国法中形成了“不可避免披露规则”（the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所谓“不可避免披露规则”，是美国法院为保护商业秘密不被潜在披露侵害而逐步创立的禁令救济原则，用于禁止雇员在其专业领域内为前雇主的竞争者工作。在这类案件中，被告大多是掌握原告重要商业秘密的前雇员，离职后准备或已经就职于原告的竞争对手，其新的工作将使其不可避免的披露或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发布禁令，禁止被告从事该项工作和侵占其商业秘密”。【5】该规定虽然有助于防止企业商业秘密遭受侵害，但主要适用于原来存在雇佣关系的雇佣双方，由于其强调披露的不可避免性，所以对可能侵害商业秘密的其他主体约束力不足，因而其效力是有限的。为有效的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757条、《统一商业秘密法》第2、3条规定了从诉前到诉中直至判决后发布的完备的禁令体系。仅对诉前而言，权利人可以申请有效期最长不超过十天的“暂时限制令”。通过上述法令，美国建立了对商业秘密保护极为有利的程序规则体系。【6】我国台湾《营业秘密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人有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被害人得请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请求防止之，此即所谓“排除侵害请求权”和“防止侵害请求权”。【7】该规定有利于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也符合法律的应有之义。本文认为，应该赋予权利人普遍的侵害预防请求权，只要权利人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是特定的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他方正在着手侵占其商业秘密，或者已侵占其商业秘密并有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意图、可能性；如不预先采取保护措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或者将极大的影响权利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禁令，要求该他方不得为上述行为，而不必限于侵害已发生。这样，可以防止侵害行为发生，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当然，为了防止企业滥用该请求权，法院可责令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若企业举证不能，或者对方有合法的抗辩事由，比如反向工程、自行研发等，企业所提供的担保财产应当作为对被请求方的赔偿。
总之，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一方面需要企业健全内部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利用这些规定，唯有如此，才能内外结合，确保商业秘密的保有，以便发挥其最大功效。

参考文献：
【1】孔祥俊 《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第44页。
【2】孔祥俊《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M] 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第35页；陈有西等 《企业反侵权法律指南》[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6月版 第375页 。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在程序的设立和完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以及刑事诉讼的具体规范中都更加科学、合理，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结合，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改革和完善1。但由于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加上有些问题人们的视角不同素有争议，所以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不可能完全消除理论与实务上的冲突。有鉴于此，笔者基于基层刑事司法之角度，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实务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参考。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民并案审与分案审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该条表述的内容看得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并案审为原则，以分案审为例外。也即是说，一般情况下应当坚持并案审理和判决。这是因为，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资损失及损失的程度等。同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2还可以使法官从中学习附带民事方面的审理知识，成为审判上的多面手，不致于让刑事法官成为 “单打一法官”。也正是因为此，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出了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同规定，并在一百五十四条关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反悔的，第一百六十条关于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皆要求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刑事诉讼中刑事、民事分案审理之例外，只有一个理由，即“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这样的“例外”情况，一般是因为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比较复杂，短时间内难以作出裁判，或因案件特殊情况和困难，所附带的民事案件一时无法审理的情况，比如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物质损失数额巨大等情况。当遇到这些情况时，并案审理将会推延刑事部分的审判，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也不利于遵守法定的时限要求，因而只能先审理刑事案件，后审理所附带的民事部分。3正是基于此，所以《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了分案审理的规定，并在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对比较特殊的三种情况分别作出了另案审理的规定。一是当法院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公诉案件，对已起诉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不宜调解或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二是一审期间未提起民事诉讼，在二审期间提起的，二审法院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损害情况作出判决。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分开审理属于何种情况或基于何种原因，原则上均应“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同一审判组织”，是指审理该刑事案件时的同一审判组织或者同一合议庭。4只有当“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不能继续参与审判的，可以更换”5，之所以规定“由同一审判组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笔者理解，一方面是坚持诉讼经济原则，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是统一审判旨在防止刑、民分开审理可能导致的认定不统一而形成刑民判决的互相抵触，以保障司法裁判的严肃性。但目前在一些基层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要求操作，而是刑事审判庭统一收受公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后，交由承办人先行调解，能够调解的即由刑事承办人并案处理，不能调解的交由民事审判法官办理。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要求，违背了应当并案审理的原则，也违背了“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之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还往往在刑、民法官中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是不可取的。

　　二、关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继续坚持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反思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继续沿用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人们称此条之为“继续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一规定彻底阻却了被害人的诉讼愿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司法期盼，也否定了多年来中国法律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理论界普遍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认为这是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迫切需要。正是基于此，一些法院将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也纳入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6为此，笔者谈几点意见，供立法部门在今后再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第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责任的应有之义

　　犯罪不是自古就有的永恒存在的现象，而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现象，它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是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缩影。所以，一切危害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依法律规定应处以刑罚的各种行为即是犯罪。7因此，一国之犯罪现象是一国之社会管理的睛雨表，管理有力、管理到位则犯罪现象较弱，管理不力、管理失控则犯罪现象猖蹶。以此而论，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与中国社会管理的情况关系重大。比如，中国对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管理不到位，贪污腐化现象必然滋生；对国企、集体企业的管理不到位，贪腐或违法经营等现象必然发生；对民众的道德、思想管理教育不到位，必须出现道德滑坡，社会失序，各种犯罪诸如拐卖人口、强奸、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不断发生，所以，国家没有做好社会管理而引发犯罪，应当为此付出代价，赔偿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属当然之义。

　　第二，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失赔偿，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能够相适应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国防建议，推进了社会建设，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已经挤身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并非有些学者所说，之所以新《刑事诉讼法》未采纳理论界主张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刑事案件特点的考虑。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才刚起步，而大多数刑事被告人经济状况较差，民事赔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判决难以执行。8其实，这种担心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一方面公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已提升了许多，犯罪行为人除自身能力外，尚有众多亲戚朋友资助赔偿而求得从轻处理，而被害人就更惨了。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能力已非过去，敢于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保医保问题，难道连犯罪分子在无力解决赔偿时社会就不管被害人的损失了吗？这决不是共产党为民政策之所在！

　　第三，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法律对刑事被害人应有的精神慰籍

　　一个社会如果不同情弱者，称不上善政之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不扶助弱者，称不上爱民之社会。众所周知，一个刑事犯罪的发生，不单造成对被害人的严重伤害，而且对其家庭、亲属及周围邻里的生活都会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其严重性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其精神上的损害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比如，一个昂扬向上的高中女生，成绩优异，既定的重点大学目标明确，一个人见人爱学业有为的少女被犯罪分子无情强暴，或轻生寻了短见，或成绩一落千丈，一次犯罪竟可改变她的人生命运；死去的，给家庭造成莫大痛苦；生存的，终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又比如，一个妇女遭到轮奸，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解体，即使能重新组成家庭，但却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一家之主的男人被犯罪分子杀害，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维系全家生活的依靠，堂上父母年高多病，妻子弱不禁风，几个孩子皆未成年，犯罪导致这个家庭苦不堪言，生活难以为继。如果不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死亡的得不到死亡赔偿金，终身残疾的得不到残疾赔偿金，他们能请求的仅仅限于两类，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9这合理吗？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仅值二三万元吗？一个名人的名誉受到侵犯尚能获得数10万赔偿，这在同一个国家里公平吗？

　　第四，实行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犯罪分子应负的罪责内容，有利于警示和威慑犯罪

　　物质损害之赔偿与精神损害之赔偿，皆属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皆属于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基本构成内容，理所当然皆应由犯罪行为人自食恶果。因此，犯罪分子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各种损害责任，乃是其承担犯罪后果的当然之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法律不让犯罪分子承担此种赔偿责任，那就是重犯罪人的保护，而轻被害人的保护，这无论从法律、民心和社会公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在偏重保护犯罪人利益上大力倾斜，能轻者尽量从轻，能宽者尽量从宽，挖空心思为犯罪人着想，却对遭受犯罪伤害的被害人不闻不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模式下，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否定被害人精神损害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司法走向，也不符合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方针，更有违中华民族同情、扶助弱者的传统道德理念。也与交通肇事犯罪、国家刑?~赔偿认可精神损害不协调，这是值得中国立法深刻反思的。

　　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诉讼主体的区分与确定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有学者疏理发现，现今的确有多种法律先后进行过规定。10 96年刑诉法”仅规定为被害人，即被害人有权向刑事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尚未旁及其他，实践中较难掌握。《98年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被害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此三类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在借鉴98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当说，这种表述是客观、准确的，排除了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确定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对“近亲属”规定不相一致时的判断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对“近亲属”这一用语的含意解释为：“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二者的区别在于“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这4类人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前者作肯定规定，后者作否定解释，且二者皆属于同一阶梯之法律（国家基本法之二级大法）。最高法院的专家学者认为，“应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为准，理由有二：一是“近亲属”这一用语已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自然应以该条对概念的界定为准；二是事实上实践中也很少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情形”。11笔者赞成这一观点，除上列分析意见外，笔者还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是一般的在对应条文中所表述，而是在该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六种用语所作出的含意界定之一，此种界定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按照“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近亲属”已作了明确界定，则当然排除其他主体之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区分和认定上，近亲属与法定代理人的适用情形、功能与作用是有所不同的。近亲属是附带民事诉讼的直接当事人，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和实体权利；而法定代理人属于全权代理，其代理权不受限制，但却不属于当事人，而是诉讼代理人12，代理之结果则由被代理人承受。笔者的理解是，近亲属适用于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而法定代理人则适用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二者应当区别适用且不可兼任。

　　第二，财产保全的依职权适用与检察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条规定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第二层次是当事人或者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第三层次是附带民事诉讼保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前两个层次的安排，改变了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先由当事人申请保全、只有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保全的程序要求，而且法院依职权保全时无须“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为前提。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附带民事保全的特别规定，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在犯罪发生后，皆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很难按正常民事诉讼申请保全，因而这时法院依职权保全十分必要，所以法律将法院依职权保全规定在第一层次，当事人及检察申请为第二层次，这是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现实情况的。

　　检方介入财产保全系新增内容，为过去所没有，这是新法的一大特色。依笔者理解，如果法院没有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当事人也没有申请法院保全，而实际上又需要实行财产保全，否则将使之后的判决无法执行，使受害人的诉求内容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检方介入，申请法院保全，其意义十分重大。但值得研究的是：其一，检方申请保全是以法律监督身份还是一般协作身份而介入，愚以为二者皆有可能，但主要带有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提醒成份，否则没必要规定检方介入权之行使。其二，对检方申请保全，法院应当迅速落实保全措施，这里法院应将此种申请视同“检察建议”性质，因而表示重视。其三，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不同于一般当事申请保全，无须提供担保，法院应当接受申请并立即采取保全措施。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应当高度重视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本条是新增加的规定。这一规定与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精神相一致。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13，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具有特别之意义。一方面，在目前精神损害无法进入诉讼索赔的情况下，调解可以弥补立法缺陷，最大限度实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诉求愿望。另一方面，调解可以创造被告人向被害人道歉、悔过的机会，求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其犯罪造成的损失，有望从宽处理。再一方面，调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或减弱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恨心理，可以消除被告人与司法机关的对抗心理，使矛盾最优化处理，有力推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