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销和传销定义评析直销两《条例》

周禅 熊焱*

备受各界关注的《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9月1日正式出台，其中《直销管理条例》将于１２月１日开始实施，《禁止传销条例》将于１１月１日实施。两条例的出台在直销业界备受关注，他们将关系直销业的未来，当然也吸引了法学界的目光。本文尝试从法律的角度对两条例的关键词滞销、传销进行分析和评价。


在汉语中，直销和传销两个词的意思区分不明显；在英文中“non-store retailing”翻译为无固定地点销售，也被称为广义的直销，“Direct selling ”翻译为狭义的直销。Direct selling 中又包括Multilevel marketing ，翻译为“多层次直销”，后者在台湾叫做“传销”。直销刚进入内地时，传销和直销两个词没有分别，只是98年，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出台后，传销成为非法，相关企业开始称呼为“直销”。事实上在学界，一致认为传销是直销的一种，所谓传销就是“多层次直销”。
一、传销的定义和评析
这次两《条例》的出台，定义传销为“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负责人就禁止传销条例答记者答问》对传销的解答，《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传销”也就是学界所认为的“多层次直销”，当然也包括“金字塔欺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具体列举了传销的三种形态，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此项规定就是我们俗称的“拉人头”，通过发展下线获取佣金，具体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行为主体为组织者、经营者
2、 为牟取非法利益
3、 发展人员（下线）
4、 要求下线再发展下线
5、 以下线发展的人数（直接或间接）计酬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即骗取入门费，入门费或存货负担换取入门资格或发展他人资格）具体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为主体为组织者、经营者
2、 为牟取非法利益
3、 发展人员（下线）
4、 交纳费用（入门费）或者认购商品（存货负担，无退货限制要求）等变相交纳费用
5、 作为交换，被发展人员获取加入资格或者发展人员（下线）资格
6、 不要求下线再发展下线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即团队计酬，发展下线以下线业绩计酬，属于多层次直销）具体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为主体为组织者、经营者
2、 为牟取非法利益
3、 发展人员（下线）
4、 要求下线再发展下线
5、 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

《禁止传销条例》是以第二条和第七条分别以概括式和列举式对传销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从立法技术上而言，此两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地区别传销和其他正常经营活动的界限，容易造成误解，纯属立法的不严谨。
首先，从上面对三种传销行为的具体分析，此三种行为就是第二条规定的具体化，其实也说不上具体化，实际上就是对第二条的分解，第二条就是第七条三句话的在语文上的合成而已。第七条并没有在第二条基础上传达更多的信息。而第二条的“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表述则表明了传销这种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其次，对“牟取非法利益”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七条都有规定组织者和经营者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或方式牟取非法利益。笔者对“非法利益”不甚理解，本来，上述两条的组织者和经营者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手段和方式是被该条例确定为非法，而组织者和经营者因此所牟取的利益当然就是“非法”利益，不会存在利用上述的手段和方式还可以牟取合法利益。因此大可不必在“利益”前加上非法作为限定。这种法律语句在我国的其他法律上也有出现，如《刑法》第165条。
再次，笔者认为，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传销行为有些歧义，此项规定为“(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根据该项规定，笔者可以得出“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就是传销行为。换言之，组织者或者经营者收取被发展人员交纳的费用，授予其加入“组织或计划”的资格，以此获取利益的行为就是传销行为，同时，该项对“组织或计划”（虽然该项没有具体提出“组织或者计划”的概念，笔者理解为“加入”的对象应该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的“组织或者计划”）的性质没有限定。如果上述理解成立的话，现实生活中很多交易就是传销了，也就是“非法”了。因此，该项规定是明显的不严谨。
另外，通过对第二条和第七条的分析，我们知道传销行为的主体应当是组织者和经营者，虽然传销行为的构成还存在着其他人员的参与，即被发展人员。当然，组织者和经营者的传销行为被条例认定是违法行为，然而被发展人员参与传销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违法行为呢？
笔者认为，这需要看被发展人员是否有转变为组织者或经营者，如果转变成为组织者或者经营者，从事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即为传销行为；如果没有转变为组织者或经营者，只是应组织者或经营者（或上线）的要求发展其他参与人员从事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三项的行为，或者应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的上线的发展，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后继续发展其他参与人员，此类行为是发展行为（无论此发展行为系介绍还是诱骗、胁迫），应当属于违法行为，根据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第三种情况是，如果被发展人员只是应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规定的上线的发展，参加“组织或计划”并没有其他发展行为，或者只是应七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规定的上线的发展，从事销售行为，而没有其他发展行为，或者只是应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的上线的发展，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而并没有发展其他人的行为，此种情况的北发展人员处于传销组织或计划的最低端或最终端，他们的参与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否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不能应当认定为违法，因为他们没有传销行为（作为组织者或经营者），也没有发展行为，此类被发展人员还有可能是受害者，由于他们的认识能力，和信息的获取不足，被欺骗或者被胁迫加入、参与传销。对于此类人员的参与行为当然不能认为是违法行为，但是规定为“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笔者认为，此规定明显与该条例第一条的规定相冲突，也不符合基本法理。第一条规定为“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制定本条例。”可见，本条例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却认定所有参加传销行为系违法，并应当承担罚款的行政责任。笔者认为对不加区分的参与行为均认定为违法并承担责任的规定不妥，特别是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很好保护一般参加人员的利益。
虽然，有关人士在《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就禁止传销条例答新华社记者问》中解答传销活动中不同人员相应的法律责任时，区分了三种情况：一是对传销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设定了最高200万元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于一般参加人员，予以告诫；三是对多次参加，屡教不改，虽不属于骨干分子，但又确实诱骗他人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传销参加者，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从以上的解答，我们可以看出与解答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条例的规定。比如，解答认为对于一般的参与人员，处理的办法是予以“告诫”，可以理解为工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告诫”是条例当中所没有规定的一种处理方式，也不属于法定的处罚方式，可以明确的是，对于此种情况是属于违法行为，但不可以处以2000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多次参加，屡教不改，虽不属于骨干分子，但又确实诱骗他人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传销参加者，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条例对于传销行为的民事责任没有涉及。笔者认为，即便如此，根据我国的民事法律，对于受欺骗和胁迫的一般参加者而言，他们损失的利益是应当得到返还的。至于其他被发展人员介绍而自愿参加传销的一般参加人员，笔者认为，虽然其参加行为属于违法，但在其相应的行政责任承担外，一般参加人员的损失可依据民事法律规定获取赔偿。
二、直销的定义和评析
“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我们可以分解为：
1、 直销是一种经销方式
2、 企业招募的直销员不是本企业正式员工，不属于劳动关系。
3、 人员推销，直销员直接向消费者推销。区别于电视直销、广告媒体、等向消费者推销的方式（如戴尔）。
4、 推销行为在固定场所之外，此处的固定场所系直销公司的场所。交易的发生无固定地点。
5、 推销的对象是最终消费者，最终消费者一般理解为人员，当然严格的讲也不限于人员。（理由）
6、 直销活动的主体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人员，即直销企业和直销员。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直销的主体。
7、 直销的产品范围只能是授权部门公布为准，不能超出范围。

浅谈再审案件的调解工作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具有简便灵活、经济高效、易于执行等显著特点,便于化解矛盾,是适应构建和谐社会、从更高层次上促进社会稳定需要的工作方法和结案方式.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也应当以强化抗诉书说理为基础,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作,在提高办案人员业务能力的同时共同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充分运用思想疏导、执行促进、借助外力等灵活多样的调解方法,达到定纷止争的目标,真正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做好诉讼调解工作，能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减少上诉、申诉、上访等缠诉现象，有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使人民法院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再审案件的调解率低原因
一、 诉讼调解有以上如此多的优点与好处是公认的，但再审案件的调解又是另一番风景。在诉讼法学界，谈到诉讼调解一般都指一、二审案件的调解，鲜有谈到再审案件的调解。这是理论界的现象。在实践中，再审案件的调解率与一、二审案件的调解相比更是低得可怜，一般一审案件调解率都在70％左右，而再审案件调解率，以笔者所在地区法院为例，2001年以前调解率几乎为零，调解再审案件如凤毛麟角，2002年以后再审案件调解率在10－20%之间，造成此结果有多种原因。
（一)从理论上看，《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谈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条讲的是法院调解的操作程序，且为一审的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规定有调解，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理论界鲜有谈到再审案件调解的原因。直到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才明确提出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
（二）民事案件从案件本身上看，案情重大、复杂、疑难，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许多再审案件是经过一或二审判决，被提起再审立案。原因是未将事实认定清楚，未理清法律关系，适用法律有错误等。所以再审案件调解难度大。
（三）民事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党委、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观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不如少说话，庭审后交法院审委会一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惹火烧身。
（四）民事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激烈，积怨久远，应当说被提起再审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已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大，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难度相当大。
（五）直言不讳的说，再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面对的再审案件不仅仅是面对双方当事人，还要面对原审法官。再审承办法官对再审案件作较多的调解工作，发表较多的言论、意见，势必触及到原审法官之失误，再审法官与原审法官将产生矛盾，要得罪人，如果将案件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就可避免得罪原审法官，少产生矛盾，也减少自己工作量。
（六）再审案件重大、疑难的特点也决定了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在客观上就增长了法官调解的惰性。
再审案件调解率低有这么多原因，是否再审案件没有调解的必要?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更应加强调解工作，调解十分必要，首先：一审之后还有二审和再审；二审之后还有再审，而再审就是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最后一道防线，如再审都不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更易激化矛盾，甚至致使当事人走极端，而使案件民转刑，影响社会稳定，其次，若再审案件不加强调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就未得到缓解，矛盾没得到解决，没有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判决后，当事人还是上诉、申诉、上访不止。第三，再审案件判决结案，无形增加了上级法院、执行机构的压力，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司法效率的实现。
如何搞好再审案件的调解，笔者认为，除应遵循民事调解工作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外，还应针对再审案件的特点，因事制宜，有的放矢进行调解。再审有别与一审、二审，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再审案件已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能有错。其次是再审案件案情一般都较复杂、疑难，三是再审案件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冲突较大，甚至当事人之间诉讼多年，积怨久远。四是再审案件涉案的社会背景复杂，社会影响重大，一件再审案件，一般是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判不服，长期申诉、上访，为此社会群众、新闻媒体、上级法院、党委、人大、政协、政府都关注，五是再审案件中有相当部分是因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再审的，所以理所当然涉及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二、再审案件调解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转变观念，强调法官调解之责任。思想是指挥行动的路标，认识不到位，行动就肯定迟疑。再审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大，又涉及原审法官之业务能力的评判，这就使承办法官有畏难情绪，再加上再审案件一般都可交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就更滋长了承办法官少作或不作调解工作的情绪。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审法官的个人禀性素质及法官对调解的态度。对当事人来说，即使案件有调解的可能，作为当局者的当事人也未必能看清形势，况且当事人还可能存在影响达成调解的心理障碍。所以，应强调法官的调解责任，增强法官调解的主动性，这是其一。其二对再审案件产生畏难情绪，少作或不作调解工作，以判决结案，反过来说当事人对再审判决不服，又上诉或申诉时，你自己将可能成为当事人指责的对象，你也就处于原审法官被评判之地位，这对再审法官不利。其三，如对再审案件作好调解工作，当事人彻底的定纷止争，双方和解，矛盾消除，案结事了，调解结案就是对再审法官工作的肯定。所以再审案件的法官应彻底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再审案件的调解工作。
（二）加强业务知识和社会知识学习，提高调解水平。再审案件源于一、二审案件，但再审工作难于一、二审，再审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如何理清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何认清案件的实质，如何找到调解工作的切入点、突破口，这就要求再审案件的主办法官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已的业务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调解水平，许多案件调解成功与否，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理清案件的法律关系，找准调解的切入点。当然这还要求法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法官在平时要多学习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以司法为民的思想重新体会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理念来提高自己的调解技巧与艺术。
（三）进一步强化庭审，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或虽然案件事实已清，但当事人并没明白，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超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不好，也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他们底气自然全无，调解协议顺理成章的就达成了。
（四）案件事实要清楚，但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此时应跳出追求客观真实的怪圈，再审法官不要拼命追求客观真实，而是要立足于“追求”客观事实，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以法律事实作为定案依据。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是他，而不是法院。不要为此缠诉缠访。这对再审案件中不服案件事实的认定，认为认定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有差异，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调解有奇效。
（五）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七）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就有该案原承办法官，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八）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如前所述社会群众、党委、人大、政协、政府都有关注，对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如社会群众是关心法院审判工作，党政机关是为了法院的司法公正，这种监督，人民法院应接受，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少数个别人在申诉人背后搞幕后操纵，妄加评说人民法院裁判，此时再审法官要一方面对当事人作疏导说服工作，另一方面针对纠纷的“后台”的反向操作，予以严词批驳，“后台”倒了，纠纷也平息了，调解自然就会成功。
（九）对因再审案件重大、疑难，原则上可交审委会讨论决定，从而客观上增加了法官调解的惰性这一特点，对再审法官要切实实行承办法官责任制，要求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案件处理意见负责，同时以调解成功率、当庭裁判率，减少上诉、上访案件率等指标，考核再审案件承办法官的业务能力，培养和促进再审法官调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十）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在你一接受再审案件时你就要有寻找纠纷解决最佳方案的意识，当然案件最终判决结果你还是要成竹于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不在少数。笔者所在法院，再审维持率在20－30％，监督庭的法官对这个情况都了解，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这个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官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没去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一）热忱对待当事人，创造调解的良好氛围。热心接待案件当事人，是调解工作都应遵守的规律，这里提出来讲，是作一强调，因为再审案件当事人，能够使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不回避的讲，也有其缠诉、缠访的原因，且基本上都是因当事人申诉而再审，再审法官是清楚这点的。为此，在处理再审案件时，对当事人法官就热情不起来，心中有这些人是无理取闹的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是内因。外因是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原裁判有意见，有看法，而原审裁判是你法院、法官作出的，所以对法院、法官是有意见的。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调解的基础和氛围与一、二审审判比要差得多，但如要调解成功，这样的氛围是不可能。为此，再审法官要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热情接待当事人，营造调解氛围；要从树立维护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大局出发，以纠正和改变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偏见为已任，创造调解的基础。
（十二）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一直以来对待检察机关的抗诉，存在你抗你的，我判我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不正常。首先，法院和检察院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职责都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护国家、集体、人民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力等；其次，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相互之间是同志关系；第三，检察机关抗诉是为了确保法院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纠正错误，维护人民法院公正的形象。
有人认为，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就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协商自愿达成的，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就是对调解协议的确认，因此，当事人对调解解决的案件不能提起再审，这种说法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调解协议虽然是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协商达成的，但从实际情况看，确实还存在违反当事人意愿强迫调解、违法调解的情况，也存在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情况。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实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